IIGF观点 | 冯钰媛、刘炳材：以全链公信激活新能源汽车产业绿色竞争力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推动全球汽车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企业由产品出口逐步转向品牌运营、技术输出和本地化生产，市场对电动车绿色属性的评价也在由终端使用阶段延伸至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供应商管理和动力电池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环节。国内外制度正在强化这一趋势。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强化了生产、销售、维修、更换、拆解、回收和综合利用等环节的全生命周期管理[1]；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规定，自2027年2月18日起，电动汽车电池等特定类别电池须配备电池护照[2]。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电动车产业下一阶段竞争的关键，在于将全产业链绿色实践转化为能够被稳定评价、广泛采信并进入市场决策的绿色公信力。本文将分析绿色实践尚未形成贯穿产业链公信力的主要断点，并从共同数据基础、专业评价与结果采信、采购和金融应用三个方面提出改进路径。
 

　　一、电动车的绿色优势正在被重新定义
 

　　中国电动车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规模基础。2024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超过1100万辆，接近全球销量的三分之二[3]；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894.4GWh，其中宁德时代装车量为339.3GWh，比亚迪装车量为153.7GWh[4]。整车、电池与材料企业之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产业领先也由少数龙头扩展为涵盖比亚迪、吉利、上汽、奇瑞、长城、长安、零跑、小鹏和蔚来等企业的多层次竞争格局。中国电动车出海由此从单纯的产品出口，逐步转向品牌运营、技术输出和本地化生产并行推进。完整的产业链为中国电动车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基础，也使其绿色表现越来越取决于不同供应链环节能否协同改进。
 

　　电动车绿色优势的评价范围正在由终端使用阶段扩展至整个生命周期。电动车替代燃油车所产生的使用阶段减排，仍然是其绿色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原材料种类及来源、生产环节能源结构、供应商环境与社会表现以及退役电池回收能力，也在共同影响车辆的全生命周期表现。电动车的绿色竞争力因此逐步从产品属性延伸至产业链属性。
 

　　磷酸铁锂电池的规模化应用，体现了技术路线变化对绿色优势的重塑。2024年，我国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为409.0GWh，占动力电池总装车量的74.6%[5]。磷酸铁锂电池不使用镍和钴，能够减少对供应集中度较高、开采过程中环境与社会风险较为突出的矿产资源的依赖；同时，其在成本、安全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技术路线的变化调整了资源需求结构，也带来了新的供应链治理要求。磷酸铁锂电池仍然依赖锂、石墨和电池级磷酸等原材料，材料加工和电池制造环节的电力来源也会显著影响其碳足迹。随着产能快速扩张，锂、石墨和磷资源的稳定供应、加工环节的地域集中以及退役后的回收利用问题将更加突出。钠离子电池有望降低对锂资源的依赖，但其能量密度、成本竞争力和规模化应用仍需进一步提升；固态电池具有提高续航和安全性的潜力，但材料体系、量产工艺和回收方式尚待成熟。不同技术路线的绿色表现需要综合考察原材料来源、生产用能、使用寿命、产业化成熟度和回收条件。
 

　　技术路线向上游延伸后，中国电动车供应链呈现出“精炼加工占优、部分原料仍依赖境外供应”的结构。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中国在锂、钴、稀土和石墨精炼环节占据较高份额，分别约为全球的65%、74%、90%和接近100%[6]。与此同时，部分上游资源仍需依赖境外供给。为保障供应安全，赣锋锂业、天齐锂业、紫金矿业、华友钴业等中国企业持续通过矿权获取、参股并购和冶炼加工项目形成海外布局[7]。
 

　　海外资源布局增强了供应安全，也将绿色治理责任进一步延伸至矿产开发环节。企业参与上游项目后，需要更加直接地处理矿区环境影响、劳工权益、社区关系和第三方审查等问题。企业对项目的参与程度越深，其在环境许可、社区协商、劳工安全和供应商管理方面承担的责任也越具体。绿色供应链治理因此需要覆盖项目开发、冶炼加工、物流运输和采购管理全过程，使资源安全与环境社会风险管理同步推进。
 

　　绿色优势还需要通过动力电池和整车企业的制造与供应链管理得到落实。宁德时代提出2025年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2035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建设零碳工厂并通过CREDIT框架对供应商开展管理、环境、劳工和负责任采购审核；其2024年单位产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为4.56tCO₂e/MWh，较上年下降20.97%[8]。比亚迪依靠电池自供和垂直整合，对电池与整车制造环节具有较强控制力。2024年，其间接能源中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为17.30%，并提出以2023年为基准、2030年自身运营碳排放强度降低50%，力争2045年实现全价值链碳中和[9]。
 

　　头部企业的实践表明，行业绿色管理已经由厂区节能逐步延伸至供应链治理。整车企业需要将钢铁、铝材、电池材料、电子元件和回收企业纳入连续管理，才能掌握车辆全生命周期的主要环境影响的数据。行业实践已从单点节能转向供应链治理，但尚未形成统一、可复用的评价基础。
 

　　全生命周期绿色优势还要求产业链从生产和使用环节延伸至退役回收。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中国已经形成较大的产业基础。截至2024年7月，工信部已发布五批共156家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白名单企业[10]。动力电池回收能力最终取决于各环节能否形成稳定闭环。退役电池流向、产权归属、检测分级、规范拆解、材料再生和下游采购需要相互衔接。回收企业获得稳定货源、再生材料进入电池和整车采购体系后，名义处理能力才能真正转化为循环利用能力。回收端的运行效果也将反过来影响关键矿产保障、材料碳足迹和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表现。
 

　　总体来看，中国电动车的绿色优势已经从终端产品替代燃油车所产生的减排效益，扩展至电池技术选择、原材料治理、生产用能、供应商管理和循环利用等全产业链表现。从技术路线、矿产资源、生产制造到退役回收，中国企业已经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绿色行动。下一阶段的关键在于使这些行动得到规范记录、可靠评价和持续采用，并进一步进入采购、融资和产业合作。由此，电动车绿色竞争的核心问题将从企业是否开展绿色实践，转向这些实践能否形成贯穿产业链的绿色公信力。
 

　　二、已有绿色实践为何尚未形成贯穿产业链的绿色公信力
 

　　绿色公信力可以从绿色信任、环境信息可信度和认证信号三类研究中获得概念基础。绿色信任强调市场主体基于产品、服务或品牌的环境表现，以及对其可信度、善意和能力的判断，形成相应的依赖意愿[11]。环境信息可信度研究将说服力、完整性和可信度作为绿色信息质量的主要维度，并指出绿色品牌可信度在信息质量影响品牌评价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可信的生态标签也有助于强化绿色信息的传递效果[12]。认证信号研究则表明，可持续产品的环境属性通常具有难以直接观察的信用品特征，可信的第三方认证能够提供外部信息线索，降低购买者对产品环境属性的感知风险[13]。
 

　　中国国内政策已经将信任传递纳入绿色认证制度的基本功能。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在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中，明确提出发挥质量认证“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并将统一认证制度、数据质量控制、认证公信力和结果应用纳入同一政策框架[14]。2026年施行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管理办法》进一步确立统一目录、统一评价标准、统一认证规则和统一产品标识，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认证结果采信，并通过统一平台发布认证结果及采信状况[15]。
 

　　结合上述研究与制度实践，本文将绿色公信力理解为：企业在减排、原材料采购、供应商治理和循环利用方面的实际表现，经过规范的数据记录、专业评价、持续监督和结果采信，形成能够被采购方、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及其他产业链主体反复使用的绿色依据。这一概念将消费者层面的绿色信任进一步延伸到产业链交易关系，强调企业绿色实践如何进入供应商准入、采购合同、融资评价和政策管理。按照上述定义，贯穿产业链的绿色公信力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绿色表现能够在不同企业之间比较，二是治理成果能够被不同主体采信，三是评价结果能够持续影响采购和融资。中国电动车行业已经在部分头部企业和具体项目中形成绿色信誉，但整车、电池、材料、矿产与回收环节之间仍缺少共同使用的评价机制。数据、评价和市场应用之间的三个断点，限制了企业绿色实践向行业能力转化。
 

　　具体而言，上述三个断点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分别体现为绿色数据难以跨主体使用、治理结果难以稳定采信，以及绿色评价难以转化为采购和融资激励。下文将依次对这三个问题展开分析。
 

　　第一，企业已经积累绿色数据，但相关数据尚不能跨企业、跨层级稳定使用。部分头部企业已开展碳盘查、范围三排放核算和供应商数据收集，但不同企业在核算边界、排放因子、供应商模板、覆盖层级和质量控制方面存在差异。同一家供应商面对不同整车厂和电池企业时，往往需要重复核算和填报；同一项减排成果进入不同客户、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后，也可能得到不同判断。现有数据主要服务单个企业披露和内部管理，尚未形成贯穿多层级供应链的数据共同语言。
 

　　第二，企业已经建立供应链治理体系，但治理结果尚不能在不同主体之间稳定采信。前述企业实践已经将供应商筛选、风险识别和问题整改纳入管理流程，但各企业仍主要依据自身标准确定审核范围、证据要求和风险分类，同一供应商可能重复接受不同客户的审查。现有审核结果更多用于企业内部管理，独立验证、公开披露和结果互认仍然不足。采购方难以直接采用其他企业的内部审核结果，金融机构也缺少用于独立判断的统一依据，治理能力尚未形成跨企业、跨机构和跨市场使用的证明体系。
 

　　第三，绿色评价已经进入部分企业管理流程，但尚未稳定改变采购和融资条件。低碳钢、低碳铝、负责任矿产和再生材料需要供应商投入技术改造、绿色电力、追溯系统和专业验证。若绿色指标与订单规模、合同期限、价格安排和融资成本缺少稳定联系，上游企业就难以据此形成长期投资预期。
 

　　动力电池回收进一步反映了评价结果与市场回报之间的断点。目前，我国废旧动力电池规范化回收率仍低于50%[16]。退役电池流向、规范处理、再生材料生产和下游采购之间尚未形成稳定交易关系，正规企业的规范化投入尚未充分转化为稳定货源和材料订单。
 

　　金融应用同样受到数据和评价基础的制约。范围三数据不完整、第三方审计覆盖不足，使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融资和优惠利率缺少稳定的指标基础；融资激励不足又削弱企业改善数据和供应链治理的动力。现有绿色金融较多支持整车工厂、电池产能和节能项目，供应商治理、绿色材料采购和循环利用绩效尚未普遍转化为差异化授信条件。
 

　　总体来看，中国电动车产业已经具备形成绿色公信力的实践基础，当前缺口集中在行业层面的连接能力：企业拥有绿色数据，但数据尚未形成共同语言；企业建立了治理体系，但治理结果尚未实现跨主体采信；绿色指标已经进入部分管理流程，但尚未持续影响订单、价格和资金配置。三个断点共同制约了绿色实践在产业链中的传播范围和市场价值，也构成下一部分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
 

　　三、打通数据、评价与市场应用，形成绿色公信力
 

　　形成贯穿产业链的绿色公信力，需要推动数据记录、专业评价和市场应用连续衔接。现有产品碳足迹、绿色产品认证、动力电池追溯、绿色采购和绿色金融制度已经提供基础，下一步应推动相关制度进入整车、电池、材料、矿产和回收企业的具体业务。
 

　　第一，推动企业数据体系形成可以跨主体使用的共同基础。整车和动力电池企业可以围绕钢铁、铝材、电池材料、生产用电、物流和回收等重点环节，衔接核算边界、排放因子、供应商模板和数据质量要求。行业协会、链主企业和专业机构可为中小供应商提供基础因子、核算工具和质量检查服务，将碳管理逐步延伸至二级、三级供应商。《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已经提出统一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建设国家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并建立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为企业数据之间的比较和转换提供了政策基础[17]。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可以进一步连接生产、使用和回收环节的数据。2026年施行的新规要求建立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并通过数字身份证记录产品类别、产品构成和报废回收等必要信息[1]。相关数据可以逐步服务电池回收责任评价、再生材料采购和产品碳足迹核算。
 

　　第二，推动企业治理结果形成能够跨主体采信的评价依据。企业内部审核可以继续承担供应商筛选、风险识别和问题整改功能；矿产开采、冶炼加工、高碳原材料和再生材料等重点环节，可以根据风险程度引入独立专业评价。评价内容应覆盖数据来源、审核范围、风险发现、整改进展和有效期限，并通过持续监督保证结果的时效性。统一的信息发布和监督机制可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复用程度。《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管理办法》确立了统一目录、评价标准、认证规则和产品标识，要求发布认证结果及采信状况，并推动有关部门开展结果采信[15]。电动车产业可以据此推动企业内部审核、行业评价和专业验证之间形成清晰对应，减少供应商重复接受审核的成本。
 

　　第三，通过采购和金融安排兑现绿色评价的市场价值。整车和电池企业可以将碳强度、绿电比例、再生材料占比和负责任采购结果纳入供应商准入、订单分配、合同期限和续约条件。低碳钢、低碳铝和电池材料可以通过中长期订单、最低采购量、联合研发和成本分担形成稳定需求。动力电池回收则需要将规范回收、再生材料生产和下游采购连接起来，使正规企业的治理投入对应稳定的电池来源和材料订单。绿色原材料长期采购和回收闭环建设，分别对应供应链绿色投入的需求保障与循环利用回报。金融机构可以依据供应链数据、专业评价和采购合同提供差异化融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已经提出，将认证结果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采信依据，并通过政府采购等场景扩大低碳产品应用[14]。银行可以将绿色材料订单、供应商碳表现和回收履责情况用于供应链融资、贸易融资和流动资金贷款评价，使绿色表现较好且具有稳定订单的企业获得更适配的额度、期限和融资成本。
 

　　由此，三个环节形成一一对应的改进路径：共同数据基础解决绿色表现难以比较的问题，可采信评价解决治理结果难以复用的问题，采购和金融应用解决绿色投入难以获得持续回报的问题。三者实现连续衔接后，企业层面的绿色实践才能逐步转化为贯穿电动车产业链的绿色公信力，并进一步影响长期订单、合作关系和资金配置。
 

　　原标题：IIGF观点 | 冯钰媛、刘炳材：以全链公信激活新能源汽车产业绿色竞争力